从西藏到加德满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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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世界的花花绿绿,满世界的梦幻神奇。如果不是刚好看了讲述年发生在尼泊尔皇宫里那起惨不忍睹的灭门血案的纪录片,我无法想象这个处在世界之巅的淳朴的山地王国也会有如此灰暗的一面。尽管一些人在自己的游记里以西方高度文明的标准把尼泊尔比作“噩梦”,但在我眼中,只有当地人亲切友善的面容。离开前我对载我们到机场的那位出租车司机说:我很快会再回来。我想,说这句话时我是认真的——

从西藏到加德满都(二)□晓蕾

年尼泊尔大地震,同众多古建筑一起毁损的,还有位于西藏聂拉木的樟木口岸。年5月29日口岸恢复运行,但到目前为止仍只允许货运往来尚未面向游客开放。所以,我们此行的预期线路是走日喀则到吉隆口岸进尼泊尔,可老天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抵达拉萨后,大家都顺利拿到了签证。热情洋溢的尼泊尔签证官告诉我,今年是尼泊尔的旅游年,他希望我们玩得开心。我豪情万丈地回应,我会向身边每一个人尽力宣传。然而,却遗憾地从其他途径收到了吉隆口岸因为雪崩导致突然断路的消息。正是这个消息,让同行的每个人都倍感沮丧。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在严峻的自然条件面前,人们常常要经受极大的考验。

车不能放下不管,摆在眼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随大部队走唐古拉山,越昆仑山口,绕可可西里,通甘肃、青海返回云南;另一条则是自由选择下一站。直到现在我仍要感谢向导玛哥为我们精心设计了返程路线,可向来倔强的我当即表示,自己的目的地是尼泊尔。王姐说愿意同往,俩人便在八廓街头匆匆下车就此别过了大部队。想来,出门前我原是准备了半人高的行李箱,出于方便考虑,分别时我把它交给了选择返程的刁姐,自己只背了个双肩包带了本老厚的书就走了,连外衣都没有多拿一件。当天拉萨飞加德满都的机票票价已高过了元,王姐给我们定了次日的机票,我俩就在八廓街随便找了家酒店,安顿在拉萨的大半天时光了。

次日凌晨,拉萨城尚在沉睡中时我们已坐在了机场大巴上。贡嘎国际机场,通往加德满都的乘客廖无几人。缘分让我们结识了向着同一目的地进发的周川、黄铭阳和小吴——三个帅哥,同样是因为旅程临时走到一起的重庆人和成都人。等在前方的未知,我们将共同度过!

坦诚地说,喜马拉雅群山的美并没有震撼到我。飞机越过神圣的雪峰时,坐在通道内侧的我无法把脸挤进狭小且人头攒动的机舱窗口。火速掏出处在飞行模式的手机来请旁边的一位乘客照相,听着他人的欢呼与议论,只能凭想象勾勒身下的雪国净土的身影。抵达则是在加德满都的中午,时间慢了中国2小时15分。

(图片来自网络)

当身边一下子涌进无数五颜六色的人群时,我意识到,这是在异国他乡了。同一位挂着工作牌的机场大叔问路,“咖喱味”极浓的英语,像极了在印度。虽然至今没有实际到过印度,但听在美国在澳大利亚的朋友讲起过那种口音,似曾相识。本来缺乏口语自信的我算是遇上了旅途中沟通上的第一次尴尬,可对方那种滔滔不绝的架势也俨然在昭示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态度。

留周川一个人在机场办落地签,我和王姐随黄铭阳和小吴到机场外围买Ncell的卡。一个略懂中文的“尼泊尔李宁”恰在此时过来招徕生意,可我们都已各自简单规划过行程且有了网上预定的酒店,“李宁”只好讪讪告辞返回他所谓的工作室,而他可能等我们的消息一直到了下午。

世界毕竟是陌生的。尽管后面说起来,同事范南丹讲我们中国人在外从不拿自己当外人这点我也同意,但当我举起相机来给一个抱在妈妈怀里的漂亮娃娃照相时,从不远处突然闯进视线的一个十八九岁男孩还是让我感到了心虚。又是好看的长相和阳光的笑容。我见过的人种并不多,直到他用纯熟的英语告诉我孩子是他的侄女云云,我才知道他们来自迪拜。他要看我们的人民币,可我眼中透着的不信任让他有所察觉。作为交换,他掏出自己的阿联酋迪拉姆给我们看,继而要求我给他看他景仰已久的“毛爷爷”。

终于坐上了去泰米尔街的TAXI。很小的一张铃木,足足塞了连同司机在内的五个人还有我们所有的行李,一路歪歪扭扭。来前,在我恶补的所有关于尼泊尔的信息中几乎都看到了那种外面“挂”人的公交车,却没有想到原来连TAXI也能这么拉风飘逸。就在我提着一颗可能比“挂”在公交车外的人还要紧张的心,坐在这无惧无畏、小车开出大奔的霸气豪情的TAXI里穿街走巷并无数次同长相接近的车辆擦肩而过之“尘埃落定”时,才惊魂甫定地发现:似乎没有红绿灯,所有的交通规则仿佛就是人们自己的尺寸。虽然开的是右方向盘,但并不影响人们的开车技术像开碰碰车那样且并不能够真的说撞就撞。尽管司机一直像是在赶时间,但实际上那可能就是一种纯粹的兴奋然,等你下了车问他路时,他免不了又要用你可能根本听不懂的话手舞足蹈给你比划半天,完了再全然不懂偷奸卖滑地要为你把行李搬下搬上。

“李小龙”是第一个让我想要了解的尼泊尔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起中国名人的名字,他本身又高又帅,并不需要用名人的光环来遮掩。就在我们因为无法使用谷歌地图而绕路找酒店时,黄铭阳和小吴在凤凰宾馆找到的他,他说可以给我们提供汇率可观的货币兑换。因为讲得一口极好的中文,我甚至认为他应该谙熟一切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生意。

第一顿在尼泊尔的晚饭就是“李小龙”带的路。我们去吃金牌手抓饭,专业着说叫DalBhat,可我们有不用手抓的权利,汤匙和叉子就放那里,随你选择。我和周川要了价格相对高昂的啤酒,也许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喜马拉雅牌子,我没注意。吃完饭走进尼泊尔的夜色中时我问“李小龙”在哪学的中文,他老练地回答:“就在大街上!”阻断了我后面所有的问题。

有卖豆子的女人出现,不知道尼泊尔人为何热衷于豆子。在一张自行车拉着的铁皮小车上,一个挨着一个的塑料袋里装着大概七八种不同的豆子,上面放了一小框许是配着吃的洋葱、辣椒、土豆和大蒜,同我小时候街头那家炒货摊一样,是用小杯子舀着卖的。我想给女人照相又无奈大伙走得匆忙,后来随队伍前行时才发现,卖豆子的女人并非孤例,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就隐藏在依稀的灯火中或黑暗的角落里贩卖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衣物以及小商品。女人和孩子居多。我路过一个坐在寒风中披着一块披肩瑟瑟发抖的女人,她的地摊上摆着的是一些萝卜青菜之类的蔬菜。我也给她照相,她露出了艰难生活里温暖的笑容。

(古庙一角,有个女人在卖万寿菊)

有人说,贫穷或富裕并不是人生的意义只是存在的方式。尼泊尔人不鄙夷贫穷,客观上讲,他们实际大多贫穷。只是,快乐是否真的就只能建立在贫穷或富裕之上?那富裕了之后呢?我觉得尼泊尔人可能不会多想,也可能无论生活怎样他们都有自己坚定的答案。就比如从他们简单的食物和生活方式上看,他们把精神更多地交给了信仰。我所说的信仰并不完全对等着中文话语体系里的那种绝对的迷信,我感受到的信仰之意义在于尼泊尔人在贫困的生活里依然能够尊重生命并且保持乐观。所以直到现在,我还会为某天在某个村庄里见到一条流浪狗脚上贴着创可贴而动容,也还会为在随便哪个胡同巷道里看见一个孩子一脸认真地给流浪狗“铺床”并带着泪光看小狗吃东西的那种瞬间而感动。

一如我所说,我感动的东西还有很多,就比如当你背包拉链掉了一路上只会有人提醒你而不是来掠夺你的财物,我感动于一切微小而真实的善良。因为人们信善行善(当然也许只是我未见险恶),信仰便真的有了力量。可如果万事万物又并不真的有“灵”,那尼泊尔人的信仰又该如何安放呢?不知道。有些东西不用想太明白也不可能想得明白,世上显然不止有一种思想伟大也不止有一种理论正确。你信着就是信着,只要你信着,就总有值得你信的东西。就像在喜马拉雅南麓的这块平和无争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悠闲懒睡的牛只、自由飞翔的鸽群,猴子在世界主人翁般无忧无虑地嬉闹着,有人给它们喂食,它们还常常涎着脸要来跟人抢食。也许,它们就只是相信着不会受到伤害,所以才会生活得如此从容安然……

除了在电线杆上或者某个古老的窗口随时可能瞥见的猴子,在加德满都,猴群也像信仰着神山神庙的人们那样,主要集中在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以及级台阶的“猴庙”上。“猴庙”就是苏瓦扬布纳特寺,一个圣迹,世界文化遗产。在尼泊尔,神祗如森林般林立,不同的神是被允许共存的。加德满都河谷的那些山坡上,遍地是从佛教到印度教到各种教的各种信仰。苏瓦扬布纳特寺是尼瓦里佛教徒的世界中心。在寺庙大佛塔的四面墙上,有象征着智慧和宽容的眼睛。在旁专心祷告,效率据说是其他地方的很多倍。尽管作为佛祖诞生地的尼泊尔现在仍有超过85%的印度教信众,但佛教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猴庙”里,就有两种信仰并存。

游客永远是流动的,他们只负责着看热闹,猴子和生生不息的信徒才是这里的主人。无论在世界游人的眼中将怎样被“看见”,朝圣者都沉浸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别无旁顾地祭祀和祈祷,精神是他们的场,你不能真正走进去,你打搅不了。

站在苏瓦扬布纳特寺,我眺望着古老的城市和风景。吃一点小吃、见证一个婚礼,惬意对于一个凡夫俗子就是这样简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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