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28日的大地震，给每一个经历过那场大灾难的人都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虽然过去45年了，对于大地震期间的遭际迄今我都历历在目，挥之不去，难以忘却，恍如昨日发生的事情。
一
这是年7月27日的夜间。晚饭后，我召开了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长、生产队指导员的干部会，布置抢种、抢荒和积肥工作。会议散会后已经9点多了，这时我又留下大队书记李久义和工作队员们进行了研究，等一切安排好后，已是10点半了。我走出大队部，看看天，漆黑漆黑的，不见一丝星光。我对同行的工作队员老刘说：“天怎么这么黑呀，没有一颗星星。”他抬头看看，也觉得颇为奇怪。工作队员老耿和老柳因为年岁较大，又来自县里的一个单位，便住在另外一个村民家里。我与老刘住在一起，说是老刘，也还不到30岁，我那时20多岁。他与两个年岁大的队员都来自县商业局的下属单位。这是因为县委要重点培养一批年轻干部，于是便从各个公社各抽调一名作为公社接班人的人选。我那时是大队副书记，本应该推荐去上大学。可是公社在一年前就把我作为公社副书记的培养对象，然后我在年的9月1日抽点到县里，经过几天的培训，我被任命到大佟庄芝麻坨村任工作组长。后来因为我们这个村工作开展得比较好，不到半年，副组长何兴武就被抽调到其他村了。
我和老刘躺在床上，他不一会便安然入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思前想后，心事重重。大概睡了有3个多小时便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因为工作劳累，近半年来我有些神经衰弱。我翻过身来，趴在床上，隐隐约约地仿佛有一种声音从地底下传来，像汽车引擎声，顷刻间，房子便激烈地摇晃起来。“地震了！”我大喊一声，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先是扶起老刘，让他先跳出窗外，我随之跳出。待我跳出窗外后，正房外面用土坯垒的小棚子塌了，一下子埋住了我的腿，我使劲挣脱出来，挣扎着站起身，朦胧中只见房倒屋塌，哭喊声、牲畜的嘶叫声从不同的角落响起。我扶住老刘，他身体有病，很是虚弱。这是，我听得有“哐哐”的砸门声，只听得老耿他们大喊：“小杨，你们没有事吧？”还好，我们住的房子没有倒，但门却打不开了。费了好大劲，我们才把前后门打开。我们集合在院子里，此时天上下着小雨，衣服被淋湿了，谁也顾不得这些。我对他们说：“咱们赶紧回大队部，与大队干部们商量如何救灾。”我们赶紧奔向大队部，所幸大队部的房子没有倒塌，不一会大队支委和各生产队长陆续到了，所幸这些干部没有伤亡。我问了问各生产队的情况，大家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首先把全村老百姓转移到村子西面的沙坨上，搭起简易棚以避雨；然后把所有的牲畜牵到安全的地方，避免伤亡，以致耽误农活；再把种子、化肥、农用具等从倒塌的房屋中搬出来，用帆布、塑料布苫好。于是，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分头挨家挨户检查伤亡情况。
我从我住的房子依次从北向南先检查街道西面的房子，此时社员们都转移到沙坨上，各家各户已经没有人了。房东大妈全家安然无恙，二房东的小女儿把腿砸断了，躺在床板上，家人抬着去了沙坨。有的人家的房子已经落了架，但檩木扶架还支撑着，就像一个人肉没有了，骨架子还支撑着。我迈过残砖碎石，一家一户地检查。我发现各家几乎都有同一现象，就是每家的地上都有一个泉眼，一边往外冒水，一边流细沙。那些流沙有的几乎漫过了炕沿。我走到村东，见村边大坑的水涌到街道上，有些鱼儿还在道上的打扑楞儿。我又依次检查道北的房子，道北落架的房子更多。村子最西面的房子是四队指导员李久印的房子。他家的房子有一面倒了，所以家人没事。他的一家人与我非常好，他大女儿是妇联主任，二女儿是赤脚医生，后来他的三女儿李月华还成为了我的学生。他的女人贤惠，每次我到他家吃饭都另看饭。
我和大队干部组织人把社员们转移到沙坨上，用树枝、苇草搭起了几座棚，让人们躲雨。雨声淅淅沥沥，四周一片汪洋，混沌不清，沙坨像一个孤岛，布满了全村的人，但却不能与周围有一点联系。此时有人打开收音机，却听不见唐山广播电台的消息，于是有人断定，肯定唐山一带是地震中心。天朦朦亮时，大佟庄公社副书记王汝彪来到这里查看灾情，他挽着裤腿，拄着棍子，浑身都是泥水。他见小村几乎被夷为平地，断壁残墙，也伤心不已。他告诉我四周村子比起我所在的村子伤亡更加惨重，与芝麻坨临近的河沿庄和大佟庄都死了几百口人。公社也与县城联系不上，他们公社干部只能分头下村查看灾情，据估测唐山和县城可能是地震的重灾区。我遥望北面的唐山和丰南县城的方向，忧心如焚，也不知道有多少生灵惨遭涂炭？也不知家里人如何？我只能默默祈祷上苍保佑家乡和家人的平安。
天已大亮，在一块塑料布的遮掩下，我和村干部们研究下一步自救的措施，并安排落实。上午10点左右，在唐山上班的二房东的儿子骑着自行车，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一见到我们便嚎啕大哭。他说唐山和沿途的村庄都平了，到处是死人，一路情形惨不忍睹。他先是从楼中被甩了出来，落在楼外的车子棚上，所幸没有被砸死，但也跌得浑身是伤，于是挣扎着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才回到家。听到此，我才知道了外界的情况，我一看那自行车，车把都砸弯了。
于是，我又召开了村干部会，详细询问了受损和抢救的情况。房子虽倒塌严重，这是因为这些倒塌的房子几乎都是外包砖，即盖房把檩木扶架支起来以后，开始垒墙，里面是土坯，外面包一层砖，这样的房子很不结实。所幸村里没有死人，种子、生产用具和牲畜都转到了安全地带。但因为村里有两个人因为有病去了唐山住院，他们都是地震前一天去的，病人和陪床的人可能都遇难了。其中一个住院的人是村小学教师李久相的父亲。李久相原来当兵，在当地搞了一个对象，复员后带着对象回村成亲，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与他关系处得很好，谁知竟这样走了。还有一个是村赤脚医生，是老人本家的侄子，陪伴老人一起去了唐山，也在唐山遇难了。另一个住院的人是佟奎华，他被砸死了，他的儿子却从废墟中逃脱出来，还算幸运。我听后唏嘘不已，老天竟这样捉弄人。几年后，我再去这个村子，李久相的妻子已经另嫁村里一个年纪大的富农子弟，我特地去看望了她。赤脚医生的女人也早改嫁了。
时近中午，余震依然不断，人们也无法动用锅灶，只好冒着危险找来一些冷食剩饭充饥，我们自然也无法吃派饭了。我把3名工作队员召集在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两个老队员急于回家看看，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我同意他们回去看看家中情况，我和老刘在村里等待上级通知。老耿没有自行车，骑走了我的车子。中午时分，房东大妈找到我，她的衣衫有些不整，灰头土脸的。她递给我一张饼，上面有些灰迹，这显然是她冒着危险从废墟中扒出来的。这时的粮食就是生命啊！这是昨天烙的饼，还能剩几张呢？现在的粮食还砸在屋里，何况他们一大家子也有十来口的人呢？我于心不忍。大妈用命令的口气说：“杨子，不吃不行！”她见我不解，有些急了：“你是嫌我脏啊？”我惊诧了，默默地看了她一眼接过来，像是接过了一颗火热的心。我把这张饼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老刘，算是我们的午饭。我慢慢地吃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晚上，沙坨上摇曳着几点灯光，社员们都依偎在沙坨上。天依然下着雨，风也很紧。我打着雨伞，依次走过了几个窝棚，他们都让出最干净的地方给我，我不肯，因为都很拥挤。我站在沙坨上，遥望着四周黑茫茫的一片，心忧如焚。入夜，风裹挟雨，愈加大了，看着乡亲们都已经躲在了窝棚里，我的心略微宽敞了一些。大队书记李久义拎着马灯，追上我：“杨子，社员们都没事了，你累了一天了，也休息吧！”他把我领到了他家的窝棚里。他一家人口多，怎么容得下我，可他让家人给我腾出一块地方。因为窝棚小，伸不开身子，大家只能蜷坐着，无法躺下。大队书记让我坐在里面，我怎好意思？外面风雨交加，肆意地吹打着低矮的窝棚，我坚持在靠近窝棚口的地方，无奈大队书记又坐在了我的外面，用他瘦弱的身躯给我遮风挡雨。我心里一阵感激，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天，天已放晴，但小村外面一片汪洋。因为地势低洼，这个小村就像一个孤岛，四面是水，出村就得蹚水。此时，我接到了大下工作队全部撤出回县的通知。乡亲们听说后，都来送我，大家有些依依不舍。我在这里呆了近一年，虽然没有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望着生活了一年的小村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十分心痛，本想在这里和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但我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房东大妈给了我一个布袋，里边放着一张前天烙的饼子，因为昨天一天都没有动火，这是她省下来特意给我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但大妈不肯。她说，县城离这里很远，留在路上吃吧。摸着这张虽冰凉梆硬的饼，却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它包含了乡亲们尤其是大妈对我一片深情厚爱啊！这近一年来，她就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经常过问的我衣食冷暖，有什么心里话也爱与我交谈。大妈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后来我离开村子以后，一直与大妈保持着密切联系，直到她去世。我也曾几次回村看望她。她的大女儿在唐山工作，大妈去女儿家，我都去看她，给钱给物，大妈逢与我见面，都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
大队书记李久义还找来两根木棍，让我和老刘拄着。我们挽起裤腿，蹚着没膝的水慢慢地离开了村子。我回头看着向我们挥手送别的人们，望着那一张张憨厚的、充满留恋之情的脸，回想起在小村的日日夜夜，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不时地回身向凝望我的村民们挥手告别。回想起在小村的日日夜夜，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上路了，不时地回身向凝望我的村民们挥手告别，走出很远了，依然望得见村头的人影。我来村子近一年的情形在眼前浮现起来。
二
年9月4日，在县里培训完以后，我们一行人骑自行车驮着行李衣物从丰南县城胥各庄往东南方向、毗邻柏各庄地界的丰南县大佟庄公社骑去，骑了足有70里路的车子才到了目的地。我们这次的工作队叫大下工作队，也叫拯救落后村工作队，主要集中在大新庄、大佟庄和李毫子庄公社的20多个村子。
到了大佟庄公社，经过简短的集合后，我被分配到芝麻坨这个村子。这个村名倒也名符其实。小村比较偏远，像一个遗弃儿，被远远地抛在县边，一座沙坨阻隔了它与外界的联系，偏僻闭塞，保持着原始的古朴、纯洁。全村几十户人家，五六百口人。房舍沿沙坨的一角而筑，隐在凹处，像一群雏鸡依偎在母鸡的羽翼下。呜呜狗吠，炊烟袅袅，点缀着光秃秃的沙坨。村外是无边的洼地，寂寥的原野中唯有生气的是摇曳的一蓬蓬蒿子，保持着大自然拙朴、粗犷的本色。
芝麻坨的一辆马车拉着我们的行李、衣物，碾过积水的小路把我们送进了这个小村。我们四个工作队员骑着自行车随后跟着。这个村子很少有外面的人来。见了生人，孩子立即上来围观，有几个孩子简直是赤裸着身子。几个妇女从院中伸长脖子向外张望。小村四周一片汪洋，暑气未退，蚊蝇成群。那里的蚊子个儿大，雄健有力，太阳西坠，便遮住了村庄。这时家家闭户封门，燃起艾蒿，点着青草，小村笼罩在一片烟雾中。
进村后，我们开始召开各种会，进行摸底。小村仅有李、佟两大姓，只有一户富农，这家在村里辈份大，也没显出与他人的不同，没有受到歧视。那年月地富子弟很难搞上对象，但他家几个儿子都说上了媳妇，而且是贫下中农的女儿，看来这里是阶级斗争色彩是很淡的。村民们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这里几乎没搞过什么运动，“四清”“文革”在这里也没引起反响。有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毛主席、周总理。见此情况，我们非常吃惊。这也难怪，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许多人根本未出过家门，没坐过汽车，没见过火车。当时，这里流行着这样一个笑话。此处有一人去亲戚家赴宴。席间，上来一道菜，叫拌藕片。即把藕切成片，用白糖拌过，又脆又甜。这人用筷子挑起，看看，说：“藕好吃眼难钻啊！”众人听罢，笑弯了腰。有一次，我正与社员们在地里劳动，歇盼儿（田间休息）的时候，社员们不知为什么吵起架来。后来他们找到我评理，吵架的原因是在火车上能不能解手（大小便）。一个说，不行！原因是火车的车厢成了茅房，把旅客得臭死；一个说，不能解手还不憋死。我听罢一阵好笑。这是因为这些社员不要说坐火车，连火车也没有看见过。这里的生活方式也非常落后，厕所与猪圈相连，叫“连茅圈”，人蹲下大便，猪就来拱屁股吃屎。据说，村里有个女知青去茅房解手，一蹲下，猪便哼哼着过来，吓得女知青连裤子也没有顾得提，失魂落魄地、连声喊妈逃离了厕所。对此，我也非常不习惯，曾几次商量取消这个陋习。
那时的工作队还保持着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旧制。我是农家子弟，自然能吃得百家饭。可是小村的人家极不卫生，有时竟难以下咽。那时的工作队员们常自带一个小木箱，里面装些衣物和食品，碰到孬的人家，就用这些食品充肚。我无钱，自然买不起食品，但是各家都尽力招待，这使我们很受感动。有一天，天未亮，有人叫门，进来的竟是第三生产队队长。他粗壮的个头，脸黝黑，叫我们去他家吃饭。据说，他老婆长得难看，烂红眼，又很脏。村里人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次，县里派人征收税款，引起村民的不满。大队干部便存心调整他们，派饭到三队长家，并严肃地对她说：“你做好饭后，躲在一边，等他们吃完后，你再出来见他们。如果你这样做，大队多给你补助。”她照办了，待征款人放下碗筷时，她掀帘进屋，笑笑：“你们都吃饱了吧！”征款人见她蓬头污面，像丑八怪。出门后，便掏心掏肺地吐尽了刚吃的饭菜。后来，我在刘醒龙和关仁山的小说中也见到这样的描写，可见这种情况在各地都有。我见到她时，并不像说得那么严重。她壮臂粗腿，一副好身材，正忙得满头大汗。屋中溢满肉香，原来宰了一条狗。三队长拽出一瓶酒，硬要我喝，拗不过，呷了一点。以后有些社员也曾这样招待过我们，我有些担心。同组的老同志们笑着说：“没关系，这又不是阶级敌人拉拢我们，证明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好。”
我去队部汇报时，组长们谈论最多的是吃派饭问题。有的村的社员为了发泄对工作组的不满，竟用“两杂一条”招待他们。所谓“两杂一条”即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和咸菜条。有的人家干脆用一斤粮票、肆角伍分钱（即工作组每人每天的饭钱）买五个馒头，一盘菜算作工作组每人的一天用量，并只管这一顿。有的村干脆不管饭。我说完在村里吃派饭，各家满腔热情做饭招待的情况，大家都很惊讶。队部告诫我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回村后，我们连续开了几个传动，查账清仓，核对地亩。发现村里人都不清楚有多少地，只晓得春种秋收。小村西边尽是盐碱荒地，茫茫无边。种10亩地可以报一亩地的产量，粮食亩产早过了“长江”。分粮堆也不用秤，或堆堆按堆大小分或用水桶量。社员们养鸡养鸭割草卖钱，也有些收入。这些当然都在限制之列。
我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苦衷，怎奈圣命难违，我为此很苦恼。同组的老何劝我：“路是人走的，上边有政策，我们可以有对策。这里天高皇帝远，你不汇报谁知道！大会上讲讲，小会上说说，再贴几张安民告示。社员们过好了日子又有何不好呢？”老何是买卖人出身，人很精明。后来，他又通过关系给小村弄了许多木料、化肥。秋后水退，我们又组织社员开垦了大片荒地，准备来年种水稻。社员们很感激我们，更好地招待我们。老何感动地说：“你把一滴血给他们，他们会把一腔子血倒给你呀！”但有的社员对我们有了意见。有个社员叫佟奎华，找上门来怨我们不去他家吃饭。原来，他家太脏，老婆又有病。“四清”时，工作队到他家吃饭都是自己做。大队干部没派他家的饭，他自视矮人一头。我决定去他家吃饭。他住在村西，紧把道边，三间土房。去中秘饭时，饭未熟，他老婆脏不可言，正在灶膛烧火，眼被烟熏得流了泪，见我们来了，不知所措，忙用嘴往灶膛吹风，不小心，嘴唇碰上灶膛，贴了两块黑灰。奎华把我们让进屋，屋中一股骚臭气，窗户破了，用棉絮堵着。屋中空荡荡的，靠墙角有一口掉了漆皮的板柜，上面堆满杂破的物件。奎华掏出一包烟，揉得有些皱了。老何接过，瞧瞧，叹口气，又放下了。饭端上来，是饺子，面很白，咬开里边却是一团菜絮，又苦又涩。老何吃了个饺子皮，我生吞了两个，皱皱眉，撂下碗筷，掏了些饭钱，压在碗底下。奎华见来，见没动多少，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负罪似低下了头。
奎华孩子多，老婆有病，年终时我们建议大队给他家些补助。春节过后，他执意要我们再去他家吃饭，我们谢绝了。我们理解他的心意，他要补过，可这顿饭要花去他半年的油盐钱啊！但在这场大地震中奎华去唐山看病，不幸遇难。
意想不到的是大地震这场厄运夷平了小村，现在离开了，我有些恋恋不舍，眼里有些湿润。在一个月以后，我和这三个队员又来到村子，取走了行李衣物。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这村有我教过的李晓明、李月华和佟长春几个学生。我对这些学生非常照顾、尽心竭力，以回报小村。在佟长春不幸去世后，我还亲自来村子慰问他的父母，也几次看望房东大妈。大妈感动地说：“杨子，我们家曾经住过知青和工作队，只有你与大妈这么近、这么亲啊！”大妈去世时，大妈的女儿没有告诉我。事后我知道了，非常伤心。我曾经告诉大妈的女儿，大妈百年时一定告诉我。我想去给大妈上坟，大妈的女儿劝我不用去了，说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我一直感到非常遗憾。时至今日，我常常想起那遥远的小村，想起大妈和乡亲们。
图为作者老家震后的环境三
再说我与老刘离开村子，互相搀扶着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水没过膝盖，走了有四五里路后，才有了干路，以后又走上了公路，到了大佟庄公社所在地。只见公路两旁的原本是热闹的集镇已是房倒屋塌、断壁残墙。想到前天还在这里开会，在路旁边的饭馆集体聚餐（工作队全体成员每一个月开一次大会，聚一次餐），场面十分热闹，今天却已是狼藉一片，四处哭声不断，心中不禁十分惨然。我找到队部，见已没有几个人，队员撤离了，只有一个被砸伤的刘秘书斜靠在公路旁的作为栖身的一个水泥管子里面，他的腿被砸伤了，行动不便，等待来车拉他回县城。他嘱咐我一定到他家小稻地去看看，我答应了。
过了大新庄，只见公路上乱乱哄哄，人来车往，路人像逃难的一般。我们走了一段路，老刘也与我互道珍重分手，他的家离此不算太远，就此下道。这次分别后，我们一直没有再见面。我独身一人朝唐山丰南方向走去，此地离我家还有百里之遥，离县城也有七十里路。只见一路上有从唐山方向回来的人，有的蹒跚步行，有的骑车，有的拉排子车，大都衣衫褴褛，神色悲哀，有的抹泪，也有的嚎啕大哭，甚是凄惨。有些人伤痕累累，用各种颜色的布缠裹着伤口，衣服也被染成了血色，还有些人用自行车驮着死尸，或用排子车拉着死尸。有些拉死尸的机动车辆在公路疾驰，这些城里遇难人的老家都在乡下，可谓惨不忍睹。如今遭了大难，不管死人活人都要逃离城市回老家，活人避难，死人埋在祖坟。路上也有些人是去唐山救人的，那些人穿得稍微齐整些。
我匆匆地向家乡方向奔着，到了小集的沙河桥，桥已经断了，没有办法，我只好和路人一起涉水过河。河面虽宽阔，刚下过雨，水流有些急，好在水不太深。我脱下裤子，像小时候上学那样将衣服、书包举在头顶，穿着裤衩过河。过河后，我与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搭讪了几句，让他驮我一段路。他十分好心，二话没说，便顺路驮我走了十几里，因为他要下道，我又只好步行，但我省了好多气力。到了稻地镇，情形更惨。这里被称为京东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丰南的经济文化中心，现在却是地震的中心，只见断壁残墙，一片瓦砾，不见一处立着的房屋。因为是暑期，全县的许多干部和教师都在这里的县“五七”干校和县一中集训，因此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在此，我遇见了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我上高中时的尹广德校长。他告诉我在稻地一中集训的老师死了几百人，死尸横陈，惨不忍睹，丰南党校也死了许多人。他赶来料理此事，嘱咐我一定注意安全，说我的老家唐坊震灾略轻一些。
过了稻地，就到了国道的“三角地”。所谓“三角地”，即一条道往西行，去县城的方向；一条道往北行，唐山方向，呈三角形，故称“三角地”。后来，唐山市许多震亡的死尸都埋在公路两旁的壕沟里，埋一层，铺一层石灰和土，竟埋了好多层。这时只见公路上接连支了很多帐篷。因为人们怕“天塌地陷”，都躲到公路上来了。此时已是下午，烈日当空，没有一丝云彩，我走得汗流浃背，饥渴难捱，大妈给我的那张饼我早就吃了。我走入一个帐篷，见里面有一位大妈。我说：“大妈，给我口水喝吧。”大妈给我倒了一碗，说是水很干净，从村里的机井打来的，我一饮而尽。稍顷，我不好意思地问：“大妈有吃的吗？”大妈说：“这里只有两张饼，给你一张吧。”我接过面饼，掰了一半，把那一半给了大妈，我连声说谢，眼睛有些湿润，要知道那时这些食物是多么的珍贵，对大妈的好心我感激涕零。大妈连说不用谢！
我顺着国道一路西行，走了十几里，到了去丰南县城的路口，遇见了一个我村到县城救人的人，他的叔叔是丰南县委宣传部长肖文力，地震把腿砸断了，家里赶来一辆马车把他拉回老家。他告诉说我家里没事，我心方安。这样，我决定先不回家了，先去骑走我自行车的那个队员家里取车。
我走上了陡河岸。陡河是丰南的一条主要河道，两岸村庄非常富庶。当地有句歌谣“有福生在陡河两岸，无福的长在盐碱沙滩”。我们称这一带为“小河沿”。此时只见河两边的各村的村民都搬到了陡河岸上，宽阔的河岸上高高低低搭了许多帐篷。此时已是暮色苍茫，袅袅炊烟和暮霭笼罩了河岸，晚风拂来，有些凉意，河水湍急地向下游流去，河中飘浮着一些从上游冲下来的杂物，也没有人打捞，任其漂浮。患难见真情，遭受大灾的人们互相帮助、抚慰，一起忙着，有的人搭棚子，有的人搭锅垒灶，下米煮粥，大家过上了“大锅饭”的生活。我顺着河岸找到了工作队员老耿的家，但不巧的是，他骑着我的车子去了亲戚家，说是第二天才能回来。天色渐黑，人们开始吃饭，于是我也拿起了一个饭碗，讨了一碗粥喝，人们自然也不问我的来路，只是让我吃饱些。我踏着夜色又匆匆走了二十来里路，到了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了。母亲已经知道我没有出事的消息，此时我从春节离开家已是半年多的时间。家里的房子已经塌了，家里人和邻居们在外面搭了帐篷。母亲见我活着回来，哭出了声。自大地震发生后，母亲十分担心，怕我出事，一直祷告上苍，为我祈福。我见到全家人也是很伤感，看望了年迈的姥姥和年幼的侄女，两眼流泪，唏嘘不已，而父亲自震后一直在小镇的火车站上没有回家。地震时，他在家里歇班，便匆忙去了车站，在路上与人碰了一个满怀，把鼻梁骨撞断了，他一直带伤坚持。父亲是解放前入党的党员，勤劳肯干，任劳任怨，多次立功受奖。村里灾情虽说不重，但也死了几十口人，同时因为我村在唐山火车站上班的人多，也伤亡了许多。那天正赶上天津铁路分局演出队来唐山车站演出，许多人没有回家观看演出。其中，一个大我一岁的堂兄被砸死，他的胞兄被砸成重伤，动弹不得，后被转院到外地。他父亲去唐山车站扒出了他的尸体，把他所戴的罗马表一直戴在手上。他的老母亲一直怀念老儿子，夜里也不让关门，盼望着老儿子回来，最后抑郁而死。还有一个在唐山车站任职的干部因为看演出，让老婆孩子当天去了唐山，结果夜间全被砸死了。我的一个叔伯弟弟因为下班后回了家，没有看演出，所幸没有遇难。
晚上，我睡在和邻居几家人用苫布搭起的大帐篷里，每家占去一块地方，大家共同起火动灶，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十天，直到秋后搭上简易房才罢。
第二天天亮后，我去老耿家取车。因为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我只好徒步二十多里走着去。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此时我感到饿了，便只好再去“讨饭”。我走入道边的一家，有个老太太在家，我说明来意。老太太说，我刚做了锅疙瘩汤，给你盛一碗。我问老太太地震家中是否平安。老太太指着屋外的两辆有些变形的自行车，说是从唐山儿子家拉来的，儿子儿媳已经震亡，扒出来拉回来在祖坟埋了，又指着在屋外玩耍的两个孩子说，这是侥幸逃生的孙子孙女，地震的当天家里人便从唐山接来了他们，从此就得我们照顾他们了。我听了十分伤心，安慰她说无论怎样也要把孩子抚养好，以告慰他们的父母。老太太称是，还想再给我盛饭，我谢绝了，因为那时粮食紧缺。我找到自行车后，随即沿着京山铁路线赶紧去了县里抗震救灾指挥部。我没有走公路，走铁路旁渣子道清净。一路上看到铁轨弯弯曲曲，行动不了的火车也随着铁轨扭弯，停在铁轨上，京山线全部停运了，列车上的旅客都已经步行离开了。此时，天上不时有直升飞机往下投放饼干、大饼等食品，也有成袋的粮食，不时地还有一些传单洒落，可能是慰问信。人们追逐着奔跑着、呼喊着，接二连三地抢取扔在地上的东西，有人用自行车驮着，有人背着，让人看了一阵心酸。
四
丰南县城是重灾区、地震中心，死伤惨重，尤其住在楼房里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虽然县委领导也伤亡了许多，但所幸时任书记彭砚章虽受伤但仍指挥抗震救灾，使得抗震救灾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工作队的直接领导人县委副书记殷景荣却被砸死了，县委干部也死了许多人。起初丰南县城因为没有吃的用的，便有哄抢现象，但很快被制止了。到县城后，我走在丰南的街上，忽然发现有游街的，只见一个人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抢劫犯”。一边走一边敲着铴锣说：“我是抢劫犯，在地震中哄抢物资，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旁边还有押送的，后面跟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我走进前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是我们一个队部的另一个村的大下工作组副组长孙某某。他是县食品公司经理，夫人是胥各庄供销社主任。他是在地震前一天回的家，地震发生后，他用公家的苫布搭了帐篷，并搬来一些食品和一些所用之物。正好赶上县里打击哄抢物资的人，他就挨上了，成了批判重点。见此情形，我吓得逃之夭夭，怕他发现我。走了好远，我还惊魂未定，真不知在县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听说县里百货大楼及一些商店的东西都被哄抢。在津唐公路上，我也曾发现有的人胳膊上戴着几块手表。有的人竟然不认识手表，让路人帮着看看。不用说，这是从商店偷拿的。这些都是县城下面的一些农民，进县城捡着贵重的轻便的拿，人们也多见不怪的。后来，我们有些工作队员因为家在外地，回家以后，回单位晚了几天，后来都挨了一些处分。如队部的一个姓冯的材料员，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才貌双全，毕业后分配在丰南县商业局上班。我第一次在队部汇报工作，因为材料写得好，他大为赞赏，对我的副组长何兴武说，没有想到在工作组还有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从此对我刮目相看。我们两个人关系也非常好，后来我在县城见到他时情绪有些低落。有什么办法呢？赶上在非常时期，处理一定会严厉一些。当时我听说，如果发现有哄抢物资的人，按当时的高压政策，可以当场枪毙，但是，丰南县没有发现有枪毙人的情况。
到了县里，我在县委大院见到了工作队总部的负责人，时任丰南县法院院长的王佐华。他也受了伤，现在是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现在工作组的队员们都回自己所属的单位了，工作组也解散了。这里受伤的县里负责人急需药品，因为我家所在的唐坊镇受灾较为轻一些，他让我尽快找到唐坊工委法院院长刘斌弄些药品，我在当工作组组长之前，与刘斌很熟。他大个子，很威武。我忘记了劳累和饥饿，立刻火速骑车在唐坊法院找到刘斌，医院弄到了一些急需的药品后，我匆忙返回县城。往返60里，累得我汗流浃背。我把药给了王佐华，使得他和那些受伤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得到治疗，解了燃眉之急。随即我在县委大院里与大家一起搭起了棚子，作为临时抗震救灾人们的住所，在县委大院一起抗震救灾的人很多。我遇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大佟庄大下工作队队长王佳春，他告诉我，他在公安局工作的大儿子也遇难了，我看到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白天，我与大家一起清理废墟，很是忙累，大家谁也不说话，显得死气沉沉。入夜，我与一个本家叔叔同住在一个防震棚子里，和衣而卧。叔叔复员后在县化肥厂工作，震后被抽调到县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他说，县化肥厂住在宿舍楼的人几乎无有生还，他死里逃生。我又打听我在县化肥厂的一个高中同学李双英的情况，她是个知青，全家人在唐山。叔告诉我说，她们一家十来口人全部遇难了，我听后彻夜难眠。第二天我向王佐华说要去小稻地刘秘书家中看看。他说你就先不用来县里了，先回公社工作吧，以后听县里通知。我原被定为在县里某部门任职，但一地震，原来任命的决定就作废了，我也只好先回家。
我与他告别后，随即去了小稻地。小稻地那时归丰润县管，但离丰南县城不远，那里也是地震中心,伤亡很惨。我到了刘秘书家，他已经回到家中，他的母亲和一个孩子也遇难了。因为他受伤，行动不便，我帮助他清理了一天废墟，使得他家有了些模样，他对我很是感激。因为平时我们并不太熟，他在队部，我在下边，偶尔见次面，但受人之托，我还是很信守承诺。
第二天，我回到公社，公社也是一片忙乱。我向公社领导汇报了工作，说明了县里的意见。那时一切工作都是没有头绪，公社领导也是忙得焦头烂额。他说你先回大队，你原来是大队副书记，公社有事随时调你。我先是去了公社所在地附近的我的母校唐坊高中。高中几乎没人了，只有教我物理课的邓硕老师呆呆地站立在废墟旁，十分惨然。他说许多老师都遇难了，其中与我关系最好的教数学的董文峰老师的死最令人伤痛。董老师个子高大，上大学是校排球运动员，因为腰有些佝偻，头一节上课便在黑板上写了一个“f”，看到他的形象与这个符号和相像，所以被我们称之为大“f”。他原本已经接到了爱人所在地的汉沽中学任教的调令。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照顾两个女儿，他奔波了好多年。但因为与老师学生们关系好，又放暑假，他便没有立即走。地震那天夜里他与老师们打牌很晚才睡，结果地震时一棵檩木砸在头上，他一声没吭便死了。他死后，学生们纷纷来吊唁他。尤其是他的妻子，每一次从唐坊车站下车后，都哭着走十多里的路程去董老师的老家董代庄（董老师被埋在了老家祖坟），途中要经过我们村，我们村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结果因她每日痛苦，泪流不止，结果两眼肿胀，像个烂桃，后来做手术才好。听说后我也痛心不已，乃至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深深怀念董老师，被他们真挚的爱情所感染。那时有的死者家里有人便被接回老家草草埋葬，有的就干脆就近埋葬，有的甚至埋在自家的院子里，没有人的或全家死亡便集中埋葬，所以到了第二年春上又有了一次“清尸”活动。
回到大队后，我立即投入到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工作，和大队干部一起组织社员们清理废墟，送走伤员，解决吃住和生产问题，同时上海来的医疗队就在村外二里地的一块空旷地带搭起了帐篷，为四外八庄受伤的村民治疗，也需要我们帮忙。上海医疗队的队员们非常认真负责，不顾劳累，救死扶伤，十分感人。我当时有些神经衰弱，他们还给了我一些安神的药。这期间，还发生这样一个笑话：我们村的大队会计是个瘸子，在地震中他的另一条腿也被砸坏了，只好拄着两个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路。此时，他拄着两个拐棍，歪歪趔趔地去了救护站。上海医疗队的小护士见了，赶紧把他扶到病床上，给他治疗包扎那条被砸伤的原来的好腿。在包扎好后，再来看他的另一条腿，只见脚心朝上，脚背朝下，不由地大吃一惊，赶紧使劲掰，想给复位。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他从娘胎里带来的病腿。一个人掰不动，又来一个人还是掰不动。众人大惊失色，说唐山的地震太厉害了，怎么掰也掰不过来啊！听到此处，会计哈哈大笑，别掰了！我这是胎里带来的。几十年了，你们怎么掰得动？众人听罢哈哈大笑，有几个护士笑弯了腰，险些岔过气去，说道，大爷您真逗，唐山人真幽默！
没过几天，我便接到县里的通知。县里为了解决丰南县抗震救灾的急需沙石料问题，决定从每个工委抽调人，共人去滦县和迁安搭界的九百户公社一个叫宋家峪的地方去筛沙子。于是我便带队离开家乡奔赴深山，为重建家园开始了更加繁重的工作。
五
经过几天的紧张筹措，我带着从各村抽调上来的民工，奔赴远在多里外滦县与迁安毗邻的九百户公社的宋家峪。这些民工年龄大都在20上下岁，很年轻，身强力壮。那时的铁路已经修好，我们带着行李先是从唐坊车站坐火车到卑家店车站，下火车后往北步行20多里路才能到九百户，再进深山到宋家峪。
父亲到车站送我，叮嘱我多保重。我见到日渐苍老的父亲，不由地一阵心酸。我去年推荐上大学没有去成，本应该在丰南县组织部任职，因为地震都化作无有。但为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我还必须得付出自己应尽的力量。
我们在卑家店站下了火车，往北一望就是高低起伏的山脉。卑家店是一座古镇，因著名元朝将领鲜卑仲吉而得名。鲜卑仲吉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金宣宗贞佑元年（公元年），义丰卑氏庄一带遇灾荒，瘟疫流行。鲜卑仲吉家生计艰难，但遇乡邻借贷，即是忍饥节食，也“倾囊与之”。金宣宗贞佑三年（公元年），蒙古军至滦州，仲吉率平州军民摆脱金人的统治，与蒙古军会后，共同打击金军。因其屡败金军，功绩卓著，深得信任，被委任为滦州节度使，兼内观察使。他虽身为州官仍勤俭持家，不忘劳动，公余勤耕于田野，妻女在家也勤于蚕桑纺织。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州人“争务勤本”，辖境内生产发展，民风纯朴清睚，社会安定。鲜卑仲吉一生耿直，为百姓利益，敢于冒死进谏，为民请命，深受爱戴。卑家店在历史上曾三易其名，最早叫三百户营，因鲜卑仲吉生于此并德业显著，因此改称卑氏庄，后因仲吉死于此，葬于此，立碑于此，又改卑家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山。卑家店北面就有茅山，东面有巍峰山，远处的群山隐隐约约，轮廓依稀可见。此时已是中秋，秋高气爽，一路上只见群山叠翠，白云漂浮，清风习习，山腰间有些羊群在慢慢移动，树丛中鸟儿啾唧，竟像画儿一般，令人心旷神怡，多日来的郁闷消解了不少。因为路途较远，大家背着行囊，扛着锹，有些负重，走得汗流浃背，只得走走歇歇。我们先是走过茅山化肥厂，这是一家部队的化肥厂，正团级单位，规模很大。半年后，我们在它东面的巍峰山见了丰南石矿。走过宜安公社，足足有20多里路，然后才到了九百户公社。这九百户是个大镇，归滦县管辖，历史久远，这里所受地震不像卑家店那么严重，所受的影响不大，房屋基本未倒。民居全是石头垒的房屋，有的甚至是鹅卵石垒就而成的。我们久居平原的人见了，很是新奇。整个镇里熙熙攘攘的，有些店铺，十分热闹。再往北便是迁安的沙河驿了，是古代的驿站。过了九百户，我们便走入了山中的小路，山路弯弯，坎坎坷坷，沿路山花摇曳，秋风轻拂，山水一路流淌，颇有些野趣。真是“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走了几里山路，便到了宋家峪村东的一片开阔地，这里便是筛沙子的工地了。这片场地上早已经聚集了几百民工，有的是被抗震救灾的汽车送过来的，有的是和我们一样先乘火车，再步行而到的。大家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熙熙攘攘、吵吵嚷嚷的。这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地势平坦，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大粒沙。北面有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是从山间流下来的，汇集成河，水很是清澈，也很甜，五颜六色的河卵石清晰可见，间或有些鱼儿游走，以后我们洗脸甚至做饭都要用它。
民工陆陆续续地到齐了。人员按部队建制，即8个工委为8个连，每个公社为一排，各工委、公社都有带队的人，各为连长、排长，上边设立厂部，起名筛沙厂。厂长叫张建安，过去是老铺工委副书记，长得高大魁梧。他还带着吃公粮的一班人，让我负责政工宣传工作。我们所用锅碗瓢盆全是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南方的北方的都有，形形色色的，筛沙子的工具是县里运来的。于是我们在沿河的空地上搭起了简易工棚。这个工棚好搭，即埋上几根木桩，再横上木棍，用铁丝拧紧，外面挂上苇草帘，再抹上一层泥，然后在地上铺上稻草帘，上面再铺一层芦席，即为大通铺，然后人们依次放上行李。每个公社一个工棚，一个工棚住20左右人。这人中有一些复员军人，他们刚复员便到这里来了，还以为是政府给安排了工作。民工的待遇是管吃管住，大队记一等劳力的10工分，没有其它的补助，那时人们生活也简单，没有什么花销。这里的沙子不是细沙，是大粒沙，即山石风化后形成的颗粒，可用作建筑和制作水井的井管等，平原上没有这样的粗沙。所谓的挖沙是先把地里的沙石挖出来，再筛沙。即支上大筛子，用铁锹把沙子和碎石往筛子上一扬，把两者分开。然后由各地支援灾区的解放牌大挂车把沙子运走，不管白天黑夜，有车来便装车，我们很是劳累，很多时候是白天筛沙，夜间有时轮班装车，伙房的大师傅轮流做饭，但为了重建家园，大家受苦受累也不说什么。
宋家峪很小，所以人们称这个村子为小宋家峪，与它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村子叫宋家峪，因为那个村子比较大，人们称它为大宋家峪。宋家峪的两边是山，在两山之间，有一条溪流，弯弯曲曲，依山间的走势而流，一旦雨水多了，小河的水便湍急了，水也有些浑。宋家峪在小河的北面，几十户人家紧凑地挤在一起，村口通道上有一座小石桥，供人们出入。它的北面全部是山，去北面需要爬山。这里村子的名称几乎都与山有关，如小团山、小峪沟、大井峪等。因为山北面的一个村庄有个较大一点的小卖铺，我们经常爬过山口去买东西。他们种的地多是梯田，很少有平地，这与丰南的土地都是条田和台田相比大相径庭。他们这里的山坡地除了果木，基本都是单季庄稼，其收成也是靠天吃饭。
这民工同病相怜，其中大多民工是家里有人在地震中遇难的，甚至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们大都是为了躲避和消磨痛苦而到这里筛沙子的，所以有的人愁眉不展，有的人时常落泪，甚至常常是一个人哭大家跟着一起哭。我上中学时有个中学老师叫吴士凯，后来他回老家南孙庄中学教书。我向那里来的人打听他的消息，问得也巧，恰恰是他的弟弟吴士超。他弟弟在地震中死了结婚一年多的媳妇，痛苦不过，就把襁褓中的幼女交给了姐姐抚养，来这里挖沙。他的哥哥吴士凯也在地震中遇难了。他嚎啕大哭，于是马上产生连锁反应，整个工地一片哭泣声，令人心痛。夜间，山野空旷，有的民工苦闷至极，就大吼几声，震得山野回荡，令人心酸。
有一次，夜间不知哪个民工做梦大喊一声：“地震了！”于是许多民工从睡梦中惊醒，闯出工棚，慌慌张张，忙不择路，撒丫子似地往家乡的方向跑。随即，我们便追了出去，一边追一边喊：“没有地震，大家快回来！”一边捡遗失在路上的鞋。追了小半夜，有好几里山路远，才把他们追了回来进行抚慰，但他们依旧有些惊魂未定。这里没有一点妄语虚言，一年以后成立石矿，我去昌黎招待所参加唐山地区石矿会议，竟不敢住进招待所，好说歹说，我才住进了一楼，以便地震时逃生。
于是，我们一边安抚民工，一边调剂伙食，还让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来这里演出，安定大家的情绪。但随之不久，一个引起民工更大不安的事情发生了。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消息传开，全场民工嚎啕大哭，如丧考妣。他们认为地震了，有毛主席在就有活路，如今毛主席死了，没有活路了，天都塌了！再加之失去亲人的悲痛，许多人不吃不喝，痴痴呆呆，无心干活，我们这些负责人也六神无主。有人在宋家峪的小卖铺买来烧纸等在工地边烧纸，一边烧，一边哭；有的人在工棚外挂上毛主席画像，大家每天早起自发地向毛主席三鞠躬；有的人要自发搭灵棚，悼唁毛主席。后来经过请示县里说为了不影响工作，不益这样做，只是让厂部的主要负责人每天上午去九百户公社所在地设立的灵堂吊唁。张厂长也不辞劳苦，他身躯高大肥胖，每天奔波，弯腰鞠躬，代表全厂民工吊唁毛主席。我们只好做些安抚工作，叫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多出沙子，出好沙子，为重建家园贡献力量。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不能一时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那时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因为那时还在“文革”中，每天听见村里大喇叭播送一些大队干部应时的话语，有时还十分严厉。有一次，我们与大队干部看山场，其中一位村干部指着一个不远的新坟说：“这里埋的是一位四类分子，因为在地震中说破坏话被我枪毙了。”我听后，有些毛骨悚然。在地震中是有这样的土政策，凡是在地震中有打砸抢者，可以就地枪决。丰南县地震那么严重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这里却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后来听说，“文革”结束后，被害者的家属上告，这个大队干部被判了十几年徒刑。但“抓革命，促生产”中的“抓革命”被我们淡化了，大家一心一意地干活，只愿早日建设好新丰南。
为了搞好和当地的关系，我们还利用一些时间，或安排一些民工帮助小宋家峪秋收。村子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庄稼也是在梯田中。大山的秋季很美，果实挂满枝头，溢满果香，山花姹紫嫣红，山野中鸟声啾唧，可谓花香鸟语。尤其是一场秋雨过后，山水四处流淌漫溢，哗哗作响，湿气迎面扑来，回环往复之间，极尽幽深、空灵之美。加之秋风送爽，如同进入了一个世外“桃花源”，所以大家的情绪逐渐好转。
山里人因为山风吹拂，脸都很红，尤其是女孩子们的脸像是涂了胭脂，她们非常淳朴，情感也很外露，所以我们这些平原来的小伙子们很受她们的青睐，于是就有一些山里姑娘与民工搞恋爱的，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后来一经发现便很快被放回了家，女孩子自然也跟着走了。但这些年轻的民工们一般是不愿意与她们谈恋爱的，说她们是“短粗胖，红嘴巴”，看不上眼。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个女同学是遵化的，长得很俊俏，但两腮有红晕。我便开玩笑地说：“你是山里来的吧？”她说：“是呀，你怎么知道的？”我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短粗胖、红嘴巴’”。时至今日，她还与我开玩笑说我瞧不起她。山里人的生活习惯与我们也不一样，他们不吃鱼，那条小河里有许多鱼，他们不知道捕捞。但到了冬天，我们在水深处凿开冰用捞笼捞，逮了许多鱼给民工们吃。他们更不知道吃海货。有一次，我们从海边拉了两大汽车麻蚶子，剥皮煮熟了，请大队干部们来吃。他们没有见过更不敢吃，一吃觉得很好吃，便吃得兴高采烈，喝得满面红光。到了夜间，我们那两车麻蚶子几乎都被村民们偷去了。为了搞好关系，我们自然也不说什么，再说那时这东西便宜得很，人家把这么丰富的沙子让我们挖，已经牺牲了很多，我们在生活方面很多地方需要他们照顾。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还买了宋家峪的几十只山羊。山里的羊肉好吃，但膻气很浓，羊肉吃完了，我让大师傅把冻僵的几十个羊头放在大锅里煮，煮熟后拆开，让民工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羊头肉。
天很快就冷了，大山里的冬天比平原冷了许多，到了夜间，更是到了零下二十几度，滴水成冰，把尿罐都冻了，许多人冻得夜间难以入睡。虽说工棚里有用石块垒的“扫地风”，但因为煤质不好，也没有热度，有时还烧不着，仅仅一层草帘抹些泥哪里能够挡得住刺骨的寒风呢？索性我们连衣服都不脱，但还冻得一个劲地哆嗦，那些挣工资的老同志们，有条件就买瓶酒，夜间抱着酒瓶子睡觉，喝一口酒迷瞪一会儿。那时全国支援抗震救灾的车都是解放牌大挂，不管白天黑夜，车都来拉沙子。我们夜间还要倒换着装车，更谈不上睡觉了。有一天夜里，一辆大挂车开进沙场，我赶紧把司机领进伙房，让他吃口热乎饭，休息一会儿。他却两手捧着热水杯，颤抖不止。我很惊奇。原来，这辆拉沙子的汽车进沙场有一个大下坡，在下坡的时候，他的大挂车失灵了，险些冲进小河。他紧打方向盘才七扭八歪地拐进沙场，没有发生事故。他说，我开了20多年车，这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二天，我向张厂长说了，他让人在下坡的地方铺了一些碎石子，使得坡度缓了一些。好在这几个月没有发生事故。
虽然环境艰苦，但大家没有一个人抱怨叫苦，都默默无闻地干。可以说是抗震精神支撑我们这些人在为家乡重建家园任劳任怨、不畏艰苦的拼命地干啊！那时每个民工可以一个月回家两天，来回大都多是搭拉沙子的汽车，尽管一些民工小半年都不回家，但没有哪个民工超时不归。
六
到了年春上，县里采集的大粒沙子够用了，县里决定成立丰南石矿。为了避免与宋家峪的村民发生矛盾，我们在一夜之间拆除工棚，用汽车拉走全部物资，民工则像刚来沙场一样，打起背包，步行20多里，来到宜安公社东的巍峰山下。经过商定，我们留下了名精壮民工转为协议工，每月开48元，村里不再给记工分。这些留下的人兴高采烈，穿上了崭新的工作服，觉得过去所受的苦累没有白受。
这个矿定名为丰南石矿，为县级企业，矿长为张建安，我为政工组长（办公室主任）。石矿选址在属于滦县巍峰山北侧，山南侧为唐山郊区卑家店管辖。巍峰山北侧有大河湾、小河湾、永兴庄等，西侧为茅山化肥厂和宜安公社所在地。
这个地带毗邻东矿区，地震也很严重。在茅山化肥厂和石矿所在地之间有茅山化肥厂烈士陵园，这里埋着几十名地震遇难的解放军官兵，每次路过那里，我都肃然起敬。迄今这个陵园还存在。
石矿的工人宿舍和办公室选在了巍峰山北侧的一块略有斜坡的平地上，是半简易房。即下半截用石块垒成，上半截用苇帘挂起，外面抹上白灰，虽简陋，但比在沙场的工棚强多了。张矿长的厂部和医务室等在东面。我的办公室在西面的入口处。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宿舍，张矿长给我安排了一个副组长协助我。我们这些从平原上来的人，对开山、烧石灰一点不懂，只能请当地的师傅指导。于是永兴庄的程师傅便来到石矿，指导我们还派人到附近的雷庄石矿、榆山石矿等矿山学习。工人们就更累了，从平原上来的、没有见过山的人如今要打眼放炮开山烧窑，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为了早日重建家园，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学习到很晚。
我们与附近大队干部和公社打交道乃至村民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矿领导几乎天天请这些管事的人吃饭，因为我们不仅占了人家的山场、土地，乃至水电都要使用人家的。有时发生矛盾了，断电断水或断道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张矿长也只有委曲求全，避免发生矛盾。建矿初期，我非常忙碌，给各个机关写各种申请、汇报材料，跑征地、签协议合同等事宜。那时我隔三差五就去滦县计委和第二工业局等和丰南县、唐山地区等有关部门，还要和当地村子、公社干部联系，忙得不可开交。
那时，我与滦县第二工业局联系最多，因为所有的征地、建矿的材料都得那里审批。那时矿里仅有一个牌汽车，大家都戏称“摇散零”，供拉物资和张矿长外出用。我自然只有从卑家店坐火车去滦县站。我对滦县倾慕已久。它有着千年的文化历史底蕴，记载着“夷齐让国”“老马识途”“寻蚁求水”等故事，是“关学东来”的推进地，也是评剧、皮影发源地。辛亥年间，著名的滦州起义指挥部的滦县师范，民国年间“杨三姐告状”的古县衙也都存在。国家有些部属的单位也在这里，北面的榆山石矿就是部属企业，也有地球物理勘测大队等。这第二工业局就在老站的下面，我每次都是找个招待所住下，在第二工业局办完事情后再步行几里路去县计委。县计委所在地就是当年“杨三姐告状”的县衙，这里还保留着过去一些痕迹。办完事情后，我又去滦县保存的旧城墙遗址和滦师去看看。这滦师创立于年，曾名“直隶第三初级师范学堂”“直隶第三师范学校”“河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冀东滦县师范学校”“河北省省立师范学校”等，曾是辛亥北方革命的策源地，这也成为我后来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滦州起义》的一个动因。以后，我去榆山石矿和滦河东面的武山石矿去学习，见到了横亘在滦河河面上詹天佑所见的滦河大桥，想到当年詹天佑抱着为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的责任感，建成了这座雄伟的大桥，打击了洋人的骄横，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石灰窑垒起来了，在永兴庄程师傅的指导下，依山而建，有十几米高，远远望去，非常雄伟。大家装石添煤，然后点燃，少顷便燃起了浓浓的黑烟，几百人一起祈祷，但愿出个好窑，烧出好石灰。苍天不负，开窑那天洁白的灰块滚滚而出，令大家喜不自禁，叫喊着、拥抱着，还燃起了鞭炮以示庆祝。县计委也发文表示祝贺，于是一辆辆装满白灰的大挂车拉往丰南的各个地方，使得丰南自力更生、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建了家园。
石矿的活又脏又累，但没有一个人抱怨。生产车间里当开山的人将山石炸碎后，运输车间的人就把炸碎的山石用小翻斗车往下运，山坡陡峭，不小心就会翻车或扣斗子伤人，我们有好几个工人被砸伤了胳膊腿，医院，几个月才好。但最苦最累的还是石灰车间中的灰窑工人。他们出窑后装石灰、拉石灰非常辛苦，浑身是白灰，鼻孔和睫毛上都沾满了白灰，像个灰鬼一样，洗都洗不净。但大家都毫无怨言。更令人惊奇的在石灰车间，还有一个7个女孩的班组，都是一些不到20岁、长得很精神的女孩。那时烧窑分班，她们为一个班，住在一个房间里，平日她们文文静静，干起活比男工人毫不逊色，令男人们刮目相看。
开山需要炸药，于是我们就从唐家庄、赵各庄等矿山请求支援，然后把炸药存放九百户南面的张庄铁矿药库。张庄铁矿药库专门为我们找了一个存放炸药的屋子，我们派专人把守看管，按时派人去取。有一次，我去药库看望看守炸药的工人。他们虽说也有轮换，但孤零零地守在这里也很寂寞。这个药库在半山腰的一个平台上，视野很是宽阔。我去看望他们，只见的满山青翠，山花烂漫，景色宜人，鸟声、虫鸣声交织在一起，令人愁烦顿消。我在那里呆了好半天，不愿离去。我时至今日也忘不了那个美丽的山景，如李大钊先生所说：这里是“美的自然，自然的美”。
茅山化肥厂与丰南石矿离很近，虽说地震时也伤亡惨重，但因为是部队，便很快恢复了生产。我们与他们关系处得很好，军民一家亲么。那里经常演电影，我们的工人可以去那里看。他们的商店里的东西很多，许多是地方上买不到的，或凭票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我们还经常去那里的澡堂洗澡，但需要买票。
我也经常去山场干活，就是用小车往灰窑运石头。这里的石头都是石灰石，把石头运到灰窑后，再破成较为均匀的石块，然后放进灰窑去烧。放炮开山是个很危险的活计，需要放置炸药、点燃药捻，有时还会出现哑炮。干这个活计的人都是胆大心细、机灵精明的小伙子。我在石矿一年多，也没有发生爆炸事故。但在我离开石矿以后，有个来自带班的小伙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大高个，人很俊秀，却在回家歇班在河里炸鱼时，因为把炸药扔晚了，把自己炸死了。这是他自己把炸药偷偷带回家的，因为是老手，他怕把炸药扔早了，药到水里威力小，到十个劲儿时再扔，没有想到发生了惨剧。我听说后，慨叹不已，多好的年华啊！自己把自己害了。用小车往山下运石头时，因为是下山道，车须倒行，即需一个人把着车把，两个人用绳子往后拽，要不就会撞下山去，这也经常出事。有一个叫张绍忠的小伙子，不满20岁，结果有一辆车没有刹住，把他的腿撞断了。我们医院。医院医院医院，有许多专家在那里。我们安排他住院以后，因为没有找到宿处，只好在一家浴室呆了一夜。他好了以后，腿依然有些瘸，只好安排他在山下干些零碎活。没有想到，他因祸得福。后来，恢复高考以后，他有机会得以复习，考上了唐山师范学校，分配在汉沽农场当老师。我想他现在也已经退休了。
为了调剂工人的文化生活，我和另外一个在天津有关系的工人特地去天津托人买一个当时最大的黑白电视，那时还没有彩电。买来后，晚上放在厂区一个空旷处，在高台上，工人都来看。粉碎“四人帮”后，政策放宽，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当我们看到日本影片《追捕》和《望乡》时，都惊呆了。《追捕》的惊险和《望乡》的色情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后来县里的电影放映队也经常来这里演。我记得后来曾任丰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炳金，他当时在放映队曾来石矿为我们放电影。
石矿工人每月48元的工资。开了工资以后，有的工人买了手表，有的买了自行车。这两样东西都不好买，但可以去沙河驿的部队商店去买。有了这些东西，年轻的工人们穿上崭新的工作服，回家相媳妇，一相一个准。所以在石矿的工人很快在家里搞上了对象。当然也有些工人在当地搞了对象。如前面说的吴士超就搞了大河湾的一个年轻女子。尽管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石矿解散以后，与他回到了老家，并生了一子，在他的儿子考学时曾经打电话找过我。永兴庄的一个姓程的女子，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20出头，竟也看上了石矿的一个车间主任，后来也与对象回了丰南。
在这一个阶段，石矿生产效益很好，我们与附近的雷庄石矿等关系密切，互有往来。雷庄也是一个大镇，以卖狗肉和五香花生米出名，所以有些工人经常去那里集市上买来就酒吃。我经常去雷庄石矿以及附近的矿山，参加唐山地区召开的石矿会议。那时昌黎还归唐山地区管辖，我曾去昌黎开会。这里地震较轻，房子没有倒，宾馆照样住。我因为地震，心有余悸，不敢住进去，最后只得住在一层，以便发生地震时逃脱方便。
我们与周边的关系也处得很好，经常在一起见面。在这些公社和村干部中，我们与大河湾的党支部书魏金宝关系最好。他很有修养，言谈话语以及为人处世远远高于其他的村干部。他的夫人是国办小学老师，文质彬彬的，有一儿一女，长得非常俊秀。因为母亲的关系，他们吃商品粮。这个地方民俗风情很重，过各个节日都非常热闹。如端午节，家家包粽子、插艾蒿，春节时则扭秧歌、踩高跷，其节日氛围远远高于我的家乡。在前两年，我去看采石场和灰窑旧址时，也特地去了大河湾，打听魏金宝的下落。村民告诉我，魏金宝得脑血栓被拴住了，他这时住在县城女儿家，他的儿子还在村里。我们又去他的儿子那里，可惜家里没有人，所以我一直没有见到魏金宝——这个40多年前的老朋友，很是遗憾。
前年秋后，作者（中）和当年工友在旧日的灰窑前留影七
到了年的冬天，我在石矿工作近一年的时候，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此时我高中毕业已经快5年，而且是小学毕业后因“文革”辍学而直接上的高中。因为我把初中跳过去了，基础不是很好。关键是我还没有时间复习，因为石矿的工作太忙，我白天或外出，或参加劳动，晚上还要安排工人们学习，根本没有时间复习看书。所以我只好考文科，但历史地理还没有学过。我只好利用回家的时间找了几本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地理书利用夜间或出差的机会在汽车或火车上看书，或是去外单位骑自行车联系事情时偷偷地在路上找个僻静处看上一会儿。或者我去附近村子找村干部商量事情或去唐家庄矿、赵各庄矿和林西矿办事的时候在路上找个清净的地方看上一会儿书，时间也不能过长，半个小时左右。我记得在石矿与大河湾之间的小溪旁，在石矿与卑家店之间的树林里，我都看过书。或是我去山上检查工作，偷偷地揣上书在巍峰山南面的山坳处，在办公室我是不敢看也没有时间看的。有时，我去唐山或滦县外出，就在汽车、火车上以及住宿的地方来看书。显然，这与那些复习了很长时间的考生比较比相差甚远。高考的前一天，我借公休日回到老家参加了高考。这10年间（—）毕业的高中生都来参加考试，这也是我高中毕业后同学们的一次大聚会。老同学见面，感伤唏嘘，但又有些兴奋，都知道希望不大，但这毕竟给了我们一次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机会。大家相互支持、鼓励，但考完后又很快分散了。整个矿里无人知晓我参加了高考。后来高考消息公布后，结果唐坊公社初选7人，我被选上了，初选率仅为考生的百分之五，录取率仅为初选的二分之一，结果4人上了大学。后因我填得志愿太高未被录取，因为不愿意教书，在高考志愿上我只是填了北大、南开和北京政法学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说自己是异想天开，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魏金宝有一次跟我说，他在宜安中学教书的侄子也是初选后因填志愿过高而未被录取。我听说后，到宜安中学去看他的侄子魏海峰。这宜安中学在宜安火车站的东面，是个很不错的中学。他的侄子报的洛阳外国语学院，也是因为志愿高而没有被录取。但如果我在填报志愿时写上“服从分配”，或许就被录取了。
作者考大学填报志愿时的照片
不久高考成绩下来了，张矿长后来知道我参加了高考，大为光火，说我脚踩两只船，但他不敢与我明说，只是背地与人叨咕。因为在石矿，很难有我这样能说能写能干的人，他实在不愿我离去。我记得，当厂医要参加中专考试时，他说什么也不让去。要不留下，要不立刻走人，最后厂医还是没有能够参加考试。到了年的夏季，离上次高考仅仅半年的时间，我在县城又参加了高考。这次下边不设考场，全部考生都在丰南县二中参加高考。因为怕震后发生疫病，我们在教室里答卷，天上的飞机在撒药。我记得第一门考得是政治，谁知考完后，我的准考证便丢在了路上，后来被路人发现直接交到丰南二中教务处，但我的相片已经被人撕去了。二中邓硕主任是我的高中老师，他发现后在我下午去考场时，立刻找到我，问我身上带有照片没有，所幸我带着去年的高考证。邓主任把照片撕下来贴上，加盖公章，我这样才得以参加考试。这时参加监考的我的高中老师都来看我，其中也有邓主任的爱人、教我化学的老师孟丽荣，至今我深深感谢他们！
这次考试后，我也没有与他人讲。我回到矿里照常工作，但心里期盼考个好成绩。但这次考生比上一次还要多：一是有应届生，二是原来初高中生没有毕业证的人也允许参加高考，即因为“文革”的原因，当年高一、高二的学生都未允许参加77年的高考。这些人经过一年的复习，显然有了充分的准备，而我却连业余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我在填报志愿时写上了“服从分配”。一次，我去唐山参加地区召开的会议，在唐山车站碰上了我的哥哥。在第二天，他在我与会的地区招待所找到了我，说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一看是河北师范大学分校昌黎分校（后来唐山师专恢复后，并入唐山师专）。这是我十分不愿意去的学校，因为毕业后要教书。万般无奈，我也只得去了。
张矿长虽然舍不得我走，但事已至此，也不愿意耽误我的前途。他把全矿各个车间主任及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召集上来，让伙房做了许多菜来招待我，然后又用厂里的“摇散零”送我回家，我也非常感谢他。临行时，大家都来送行，两年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可谓患难之交。我望着长长的山场、高高的灰窑，想起两年的蹉跎岁月，不仅热泪盈眶。
入学后，我发现魏海峰也同时被录取，还在一个班，我们两个人同为班长。经过了解，才知道班里有的同学的高考成绩超过了重点线，绝大部分在本科线以上。来这里或因为年龄偏大，或填报志愿过高。我是因为不愿意当老师而拒填师范院校。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大已经32岁，有的还有了两个孩子。同学中，刘绍辉的年龄最小，我记得入学时他才16岁，后来成为唐山市教育局长。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因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工作完成，丰南石矿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石矿解散后，有的工人们重新安排，有的人都回家了（因为是协议工）。我虽然离开了那里，但我的心一直牵挂着那里，迄今还与当年的一些石矿工人保持着联系。
后来，我曾几次到宋家峪挖沙的地方和丰南石矿旧址观看。前年秋天，我又与当年石矿的工友去看这两个地方。如今那片采沙场是一片庄稼地。而当年的石矿也早已经不在了，当年的矿区已是一片秋熟的庄稼，高耸的巍峰山也是一片秋色，只是当年开山的坑还在，灰窑还在。天高云淡，秋色正浓。旧地重游，想起当年的艰苦岁月，我感慨万分，不禁热泪盈眶，拍了几张照片，捡了一块石头以示纪念。进山两年的时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是我最好的青春岁月啊。那令人难忘的岁月，令人难忘的人与事，那巍峨的群山，那美丽的山色，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会刻苦铭心，永世不忘的。
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纪念与怀念》等文学作品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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