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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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部署，新中国这样建起了最初的卫生防疫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同时也面临着多种疫病流行和肆虐的严峻考验。据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面对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卫生工作基础，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部署和领导下，全国上下攻坚克难，建立国家卫生行政组织和基层卫生防疫组织，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防疫专业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了国家卫生防疫网络，有力地捍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就格外重视通过成立卫生行政组织来领导和应对连年流行的疫病灾害。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临时政府内务部就专门设立了卫生局，统管整个苏区的卫生工作。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任务时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年9月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规定：在政务院下设立卫生部，受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为首任卫生部长。12月，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和东北、华北人民政府也陆续设立了主管卫生工作的卫生部。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场
年8月，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年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内，人民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疫病的斗争。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
年9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在给中央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以中央名义起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根据中央的这些政策和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县和市辖区等均设有卫生厅（局），其内部都建立了卫生防疫处，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定实施细则，组织防治和控制当地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为了加强对“流行最严重，危害最剧烈，流行因素复杂，防治工作艰巨，涉及部门多、地区广的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力度，党和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防疫领导机构——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和中央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年毛泽东在给沈钧儒关于血吸虫病防治问题的回信中表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年7月，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同年11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消灭血吸虫病，‘血防’工作要由党委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审查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
同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实行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并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在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积极组织下，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年7月毛泽东欣闻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之后，感慨地说：血吸虫病被消灭——“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诗《送瘟神二首》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加强了对各种地方病的防治力度。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的奋斗目标。
年5月，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布鲁氏菌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地方病防治工作的发展。至年末，据中央和北方9个省、自治区不完全统计，县级以上仅鼠疫防治专业机构已达92个(含防疫站内的鼠疫防治室、科、组)，鼠疫防治专业人员人。
街头的防疫宣传场景
“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
年3月北京解放不久，党和政府发动群众把北京市一些地方积存40余年的垃圾约25万多立方米，全部清除干净，城市环境卫生得到一定改善。当时居民群众中即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和清扫保洁制度。到年，全市16个区已有个卫生小组。
年朝鲜战争正呈胶着状态之时，美军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事件逐渐被发现。当年2月18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阴谋，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等决定在全国开展及时有效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
志愿军防疫人员为朝鲜儿童注射疫苗
年3月14日，经政务院第次政务会议通过，以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委员、由党政军民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宣布成立，该委员会立即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掀起了以反美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几个月后，于这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动相结合”被确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毛泽东为该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街头的“爱国卫生运动”宣传标语
从此，爱国卫生运动逐渐转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年2月，政务院《关于改变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机构及其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决定由习仲勋担任中央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工作由卫生部门通归各级人民政府领导。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群众在打扫卫生
年12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保健的基本任务概括为“除四害”“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指出：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
全民参与爱国卫生运动
截至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消灭老鼠18亿8千余万只，消灭麻雀19亿6千余万只（自年起，麻雀从“四害”名单中被移出，臭虫被列入“四害”），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垃圾亿吨，积肥亿吨，疏通沟渠长达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余万个。
诞生于铁路沿线的“疾控中心”——卫生防疫站
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根据不同的任务和需求，逐步建立起卫生防疫站及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卫生防疫专业机构，以承担起预防疾病的重要任务，重点做好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防治工作。
其中，卫生防疫站便是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前身。早在解放前，参照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解放区已组建了各种形式的防疫大队。年3月，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前往河北、天津等多个地方开展防疫工作。年7月，为了保护旅客及铁路职工和家属的健康安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通令全国各铁路在沿线主要大车站设置卫生防疫站，以加强管区内急、慢性传染疫病的预防扑灭和交通检疫等事项。
上世纪50年代，北京火车站
最初设立卫生防疫站的火车站点有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郑州、长安、汉口、济南、徐州、上海、南京、杭州、株州、柳州、广州等16处。年，参照铁路部门的有关经验，东北地区部分省、市首先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东北行政区亦建立了卫生防疫总站。到年底，全国已建立卫生防疫站个，各防疫站共有公共卫生医师人，占全国医师总数的1%。
卫生防疫站医生下乡服务
（上海市档案馆藏）
年1月16日，政务院第次政务会议听取并批准了卫生部贺诚副部长关于卫生行政会议的报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同年4月安徽省即成立了省卫生防疫站；8月，河南省卫生防疫站成立。到年底，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属地（市、州）、县（旗），除有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外，都建立了卫生防疫站。
上世纪50年代，上海黄浦区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合影
几十年来，卫生防疫站已由新中国初期的零散分布发展为从中央到基层的专业卫生防疫系统，形成了一支技术过硬的卫生防疫专业队伍，在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疫病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进入21世纪，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时原来卫生防疫站的一部分功能分出来形成卫生监督所。
对黑热病、肺结核等疫疾分兵作战
从年起，党和政府除在血吸虫病流行区建立了一定规模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外，还在黑热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等各种寄生虫病流行区建立了不少专业防治机构，主要负责各种寄生虫病的专项防治工作。
为开展黑热病的防治，年春，中央人民政府会同华东军政委员会指示山东省人民政府、苏北皖北行政公署所属地区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黑热病的普查和普治工作。同年5月，华东黑热病防治总所在山东省泰安县建立。是年底，医院及其分院在济南、临邑、济宁和烟台等地分别成立黑热病防治站，在德州、泰安、滕县等11个专署驻地成立黑热病防治总站。年3月，中央卫生部在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上制订了黑热病防治实施方案，确定由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与各流行省的防治机构合作，开展对黑热病的防治研究。
宣传画《除害灭病人寿年丰》哈琼文作
为开展痨病（肺结核）的防治，年卫生部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注意和重视防痨工作的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和卡介苗推广委员会。年江苏省松江县（年划归上海市）医院院医院捐献出来，成立了松江县结核病防治所，这也是新中国最早的县级结核病防治所。
宣传画《预防结核病快种卡介苗》
年3月，卫生部《关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以结核病防治所为中心，结核病院、结核疗养院、医院、门诊部及其他医疗基层单位相互配合组成防痨网。其后不久《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将肺结核列为农村地区积极防治的重要疾病之一。根据卫生部的指示和部署，年各专署（地区市）和县逐步建立了结核病防治所，党的防痨政策开始惠及广大农村地区，省、地、县三级结核病防治组织初步形成。到年代中期，全国结核病患病率由新中国初期的4%降到1.5%左右，死亡率也由/10万下降到40/10万。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肺结核疗养院
（上海市档案馆藏）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医疗机构”
早在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曾提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刘少奇也指示：“要把医疗网散布起来，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医疗机构，以便于人民治病。”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年6月，卫生部长李德全在第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提交了名为《为建议设立县以下基层卫生组织机构，以加强防疫医疗而利生产事业案》的提案并获大会通过。同年8月7日，李德全在《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点，应当是面向农村、工矿，保证生产建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右二）等到基层调研
（图源见水印）
8月19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建立全国各级卫生基层组织，以解决群众的卫生需要，这是实现卫生事业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一个关键任务。我们要给工农兵解决问题，就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来建立基层卫生组织。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在三、五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说使中国大部分的县份有两个到七个专科医师和一个药剂师、或调剂员的卫生院组织，逐渐使每个区有一至两个医士和一个助产士的卫生所组织，工矿街坊也都有卫生组织，乡村要有卫生员。”
截至年底，各地县级卫生院的建立已达91.2%
图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医院
根据会议精神，各级政府在接受、整顿旧有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同时，在县、乡、村开始逐步建立起新的基层卫生组织。截至年底，全国各地县级卫生院的建立已经达到91.2%，病床较解放前增加%，区、村的卫生机关通过采取公办、公私合办、民办公助等形式创办的联合诊所、医药合作社等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县、乡、村的三级卫生防疫网络初步形成。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基于中国实际，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当时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面临诸多困难，农民看病难、买药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年1月28日《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具体措施：
“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以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卫生保育知识，医院，派遣医疗队巡回治疗，开办卫生医疗人员训练班，新法接生训练班，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
宣传画《乡村环境卫生》
毛泽东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农村医务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视，多次提出城市医疗卫生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年1月20日，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
(一)组织高级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
(二)办好医学院、医专和中级卫生学校，缩短学制增加招生边学习边实践；
(三)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的训练工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聆听授课的乡村医生们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即于21日批示“同意照办”。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城市医疗机关都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送药,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上世纪50年代的贵州省黎平县，侗族妇女去卫生所体检
毛泽东还非常支持广大农村创办合作医疗制度，称赞这一制度是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同疾病作斗争的创举。当时，一些地方农民群众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组织了各种农村保健站、联合诊所等。
到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已有1万余个、联合妇幼保健站多个，以及各式各样的群众联合诊所余所。人民公社化以后，先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开始办起了合作医疗。年11月,毛泽东对这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年2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成效。
宣传画《向阳大队合作医疗站》
此后，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广泛推广开来，为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农村卫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全国上下的不懈努力，到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新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由年时的35岁提高到57岁。鼠疫基本消失，天花除个别边疆偏远地区外在广大地区已绝迹，真性霍乱八年间没有发生过。麻疹的死亡率从年的8.6%下降到年的1.6%，猩红热的死亡率从年的17.8%下降到年的1.65%。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几种流行广、危害性大的疫疾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来源：档案春秋
●《实践论》：到底有没有天赋的观念？
《实践论》对人的认识问题做了丰富多彩的论述，其中“人的认识从何而来？”以及“人的认识有没有发展？”是哲学史上争论较多的两个问题。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知行先后”问题，并得出认识来源于实践的结论。
考察“认识的发展过程”则是本篇的重点，前篇我们以中华哲学史为例子，现在我们将转向西方，用西方哲学史的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
人的观念是天赋的还是来自于经验？
《实践论》认为在我们的认识里共有两种内容，一种是感性认识，另一种是理性认识。
当我们与某人有一面之缘，脑海里有印象时，这就是一种感性认识；当我们了解某人，知道其姓名、年龄、阶级、品格等并判断他是一个“老实靠谱的人”时，就是一个理性认识。哲学家们对感性和理性的重视程度不同，产生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斗争，唯理论认为理性认识是天赋的，而经验论认识它必须来自于感觉、经验。
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用“蜡块论”来对抗柏拉图的“回忆论”了。在柏拉图看来，当我们用感官去接触某个事物候，就唤起了我们心灵中对此事物固有的回忆，这就是认识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反驳他的老师说：“灵魂中被称为心灵的那个部分，在尚未思维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更别说有什么固有的回忆了。因此，心灵就像平滑的蜡块，只有感官与外物接触时，上面才会有痕迹。柏拉图认为理性认识先于感性认识而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说只有通过感性认识才能得到理性认识。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喜欢谈逻辑诡辩、把三段论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借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在他们看来，感官经验是无力的东西，上帝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当然只能靠逻辑概念的辩论了。
在这种背景下，弗朗西斯科·培根发表了《新工具》一书，他认为靠辩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到最后我们只能跟概念和文字符号打交道。还不如把那些抽象的、无用的、普遍的逻辑丢到一边，先通过试验来跟实物进行接触，从感官引出一些原理，再经由这些特殊的原理得出最普遍的原理。这样，培根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但他也认为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不存在跳跃，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
在英国，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思想，认为感性乃是认识过程中永远也绕不过去的阶段；在欧洲大陆，笛卡尔却提出了“天赋观念论”。
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大论战
英国人认为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为前提，法国人笛卡尔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我们的认识里存在三种各不相关的内容，第一种是天赋的，第二种是外来的，第三种是虚构的。除了外来的知识外，其他两种是不依赖于感性的理性认识，它们本来就存在心灵里，只是心灵不知道它们；斯宾诺莎在此基础上更是提出了四类认识，他也认为存在某些能够不以感性为基础的理性认识。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感性并不是必经阶段。
对此，英国人洛克不能接受，他在《人类理解论》里说人的观念不可能是天赋的，因为儿童与白痴并不具有那些天赋的抽象的观念；其次，洛克说：“把任何东西印在心灵上，但心灵并不知道它，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只有通过感觉和反省才能获得观念并形成认识。
在大陆，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兹不同意洛克的思想。莱布尼兹认为感觉固然是必要的，但感觉不足于向我们提供全部认识，感觉提供的只能是一些特殊的、个别的真理。心灵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纹路的大理石，观念和真理以倾向、禀赋、习性等潜在的能力天赋在我们心中。为此，莱布尼兹专门写作了《人类理智新论》，打算与洛克正面交锋，不巧的是洛克正好过世了，因此这本书最终也没发表。
在十七世纪的大环境下，洛克的经验论处于守势地位，伏尔泰在《哲学通信》里说：“有人就大嚷大叫说洛克想要推翻宗教。”“那些神学家，当有人跟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老是开口就说上帝被人侮辱了。”直到下个世纪才出现了转折。
启蒙思想家的认识论
十八世纪，在法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形而上学运动，矛头直指天赋论。伏尔泰在《形而上学论》里说：“任何一个人只要忠实地考量一下他理解时的全部经过，就会毫不费力地承认他的各种感官为他提供了一切观念。”不存在脱离于感官之外的天赋观念。
孔狄亚克师承洛克，而且他把“反省”也归入“感觉”中，人类的一切观念都来自于感觉。感觉直接得来的是一些单纯观念，是为感性材料；通过记忆，我们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变成复合观念，后者较之前要复杂得多。它们的区别就像感觉和记忆一样，只有与外物接触时才有感觉，而不与外物接触我们也能有记忆。这样，孔狄亚克就说清楚了感性与理性的区别，只有通过感性阶段，认识才能上升到理性阶段。他认为天赋观念论的失足之处在于抽掉了感性这个阶梯，把理性变成了空中楼阁。
同样的，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等都认为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并说清楚了理性认识需要以感性认识为阶梯的真理，但他们的思想都带有经验论的痕迹，只有狄德罗实现了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过渡。
经验论有什么不足之处？
经验论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并说感性是通往理性的唯一道路，但是经验论的认识论乃是受动的而非主动的。孔狄亚克等虽然都是主张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者，但另一个主张经验论的贝克莱却是唯心主义者，而休谟更是二元论者。经验论并不足以说明认识的发展过程，它缺乏辩证思维。
狄德罗敏锐的观察到经验论的致命缺点——他们只说认识来自于感觉，却没有说清楚感觉来自于何处？当达朗贝尔故意诘难狄德罗“大理石有没有感觉”时，狄德罗进行了辩证的分析。
他说任何物体都具有一种感受性，大理石和植物的感受性比较迟钝，所以我们看不出它们是否有感觉；而人和动物的感受性很活跃，所以我们都说它们是感觉的生物。但是大理石和人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如果我们把大理石碾成粉末并与粪土搅拌，然后在上面种粮食。大理石就会被粮食吸收，粮食又被人吃掉，因此大理石迟钝的感受性就变成了人生动的感觉——所以，感觉从本质上说是物质的一种属性；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物质属性转化成人的感觉，没有外界物质以及人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感觉，感觉的真正来源就是物质的实践。
狄德罗发现了经验论的弱点，同时进行了补充：
第一，认识来自于感觉，但再往前延伸的话，感觉则来自于实践，实践的对象就是认识的对象；
第二，认识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需要考虑具体的条件——即人脑的机体功能。
人对于外物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如果我们不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嗅、用手去摸，感觉从何而来呢？以感觉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依然是停留在意识领域，这个出发点是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可共有的。只有再往前延伸，承认实践是感觉的来源，才能跨入物质领域，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其次，如果没有人脑作为基础，感性上升到理性依然是空谈。人脑具有独特的自我意识能力，可以对感觉材料进行再认识、再深化、再处理，形成概念来把握对象，这种思维能力是动物所不具备的。
但是，狄德罗依然没有完整过渡到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只把实践贯彻到了第一点，而没有贯彻始终。很容易又会倒回经验论。
所以，法国唯物主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德国古典哲学又出现了天赋论的回潮。康德说理性可以分为“范畴”和“理念”两部分，前者多少还要依赖于经验，而后者“超出了任何既定的经验”，它们是先验（天赋）的；费希特把“我是我”当作第一哲学原理，说一切经验还要依赖于它；黑格尔更是说存在一个独立的概念世界，物理界和人的精神不过是它的外化及回归。
因此，为了完善辩证唯物主义以打击唯理论的回潮，《实践论》做了更进一步、更全面的论述。
《实践论》完整的贯彻实践观点
《实践论》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并不是单单出现在认识的开头和结尾，它是贯穿到始终的，从认识的低级阶段伴随到高级阶段。
第一，认识的主体是人，人通过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活动，产生感觉，接触到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所得到的还是片面的、表面的认识。例如感觉只能告诉我们这本书是厚的还是薄的，是黑的还是白的，却不知道里面讲了什么内容，该归入哪类书架。这就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即感性阶段；
第二，人的社会实践在不停的继续，通过量的积累，使脑子里生起了突变，产生了概念，感觉质变为思维。人们通过概念，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及内部联系，“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以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即理性阶段。通过阅读书里的文字和概念，我们才能理解它，判断它的类别，并把它放到合适的书架上。
所以，我们要明白，认识开始于经验，但不停留在经验，认识总是有待于深化。“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不承认理性依赖于感性的就是唯理论，不去深化认识而是停留在经验层次的就是经验论。
在生活中，肤浅的经验论更为流行。我们对事情只停留在微博、
